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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

熊十力(1885—1968)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汉族。清光绪十一年农历正月初四日(1885年2月18日)出生,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上巴河张家湾人。 生平简介 熊十力自幼即与众不同,独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十六七岁时,他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熊十力14岁从军,辛亥时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圭臬。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1902年,熊氏为策动军队而投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白天操练,夜间读书,并向报馆投稿,倡导革新现实,救亡图存。此间,他逐渐认识了宋教仁、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志士,并在1904年共同创建第一个团体——科学补习所,秘密宣讲思想,倡导反帝反清,救国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会,并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联络各方志士,为发动起义作准备,后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缉,他只好潜归乡里教书。1911年,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并任湖北督军府参谋。辛亥失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参加运动。但由于军阀政客的排挤,孙中山后来离开军政府,运动亦宣告失败,这给熊十力以很大打击。他目睹“党人竟权争利,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他根据自己的所历所见,总结出:祸乱之起因皆在于军阀官僚之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国民之昏然无知。于是,他下决心走出,“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之正见”。他认为救国之根本似乎并不在于,而在于学术兴盛,“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十力语要》)。从此以后,熊十力遂决然脱离政界,专心于“求己之学”,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其后,熊十力先后在武昌文华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任教。从1918年到1932年,熊十力的思想经历两个关键的转变:一是完成了其学术修养上的提高和哲学思维上的训练。在这一阶段,熊十力不仅阅读了佛家的诸多理论著作,对佛教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而且在逻辑思维语言表达治学理念等方面逐步得到完善;二是完成了由对法相唯识学的服膺到宗于儒学传统的转变。此一转变是熊十力内心的自觉,是熊十力生命性格的必然。 熊十力是个性情中人,喜欢结交学术界的朋友,并善于从周围人的思想中汲取营养。在早期,他几乎与国内所有的哲学大师都有交往,对其影响较深的有梁漱溟、马一浮、林宰平等。梁漱溟不仅为熊十力开启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条件,也对其思想有很重要的影响。他早期对熊十力观点的批评,以及熊十力思想成熟后与其的学术切磋,都对完善熊十力的思想有莫大的帮助。对熊十力影响较大的另一位思想家当属马一浮。熊十力于1927年到杭州养病,将新唯识论讲义寄给马一浮。不久,生性孤傲不轻易见客的马一浮主动来拜访熊十力,并为新唯识论题签并作序。尔后的二十年中,熊十力、梁漱溟和马一浮三人的交往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三人的学术风格各有特点而又各放异彩。徐复观先生曾评价说: “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另外,林宰平、钱穆、汤用彤、蒙文通与熊十力交往也颇多。熊十力曾说:“余与宰平及梁漱溟同寓旧京,无有睽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余与宰平交最笃。知宰平者,宜无过于余;知余者,宜无过于宰平。”钱穆在回忆当年与熊十力交往时讲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和南京,钱穆、汤用彤、蒙文通、熊十力等人经常相聚。蒙文通与熊十力经常打嘴巴官司,驳难《新唯识论》,从佛学到宋明理学,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汤用彤总在一旁观战,钱穆则从中缓冲。不难看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总逃不出他所处的时代,而熊十力充分利用了各种条件,将自己的原始气、野人气充实成一个光辉的生命,成为一代大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熊十力并没有随北大南迁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黄冈,继则避难四川,任教于马一浮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浮先生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将其满腔真情都倾注在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 1948年,国共战事日激,节节败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广州郊外化龙乡黄民庸家。全国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家湖北的武汉大学,专心治学,但又心存疑虑,曾动念去印度或港台。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党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时贤大哲。 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事,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祖国任人宰割的历史从此将一去不复返!全国解放后,熊十力以“特别邀请人士”身份参加首届全国协商会议,后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届委员。 然而,在狂飚数起的中国当代社会中,和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头书斋。中他的著作被当作“复古主义”而遭到批评,先前的老友和学生也多数被、批判,其余的也岌岌自危。在左倾之风愈刮愈烈的日子里,熊十力愈来愈感到孤独和迷茫。他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热烈激昂了,他常独自一人端坐桌边,面前放上一叠白纸,手中握枝秃笔,神情专注,似有万千心事诉诸笔端,却又无从下笔,只是呆坐良久。唯与古圣先贤如孔子、王阳明、王船山等心会神交,稍可慰藉。他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足可表达其晚年心境之凄凉! 左倾之风愈演愈烈,批斗运动亦步步升级,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文化浩劫。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痛彻地感到:不但他的书无法再写下去,更悲惨的是,连同他所承继的国学亦将濒于绝灭,国家民族将陷入苦难的深渊。家被抄了,人被批斗,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万物萧杀。处此艰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承受而渐至错乱。他不断地给中央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的。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或公园去,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没有人来理会他,也许人们根本没有听见。于是,这位旷世奇哲和千千万万的文化人一样,被淹没在一个践踏文化的所谓“文化大”的浊流之中。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医院病逝,享年84岁。 熊十力先生一生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释》、《乾坤衍》等书。其学说影响深远,在哲学界自成一体,“熊学”研究者也遍及全国和海外,《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熊十力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是新儒家的实际开山人物。熊十力的三大(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在20世纪后半叶香港、、东南亚地区的新儒家风潮中起到领导作用。熊十力及其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张君劢、梁漱溟、冯友兰、方东美被称为当代“新儒学八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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