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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简介

梁漱溟(1893年10月18日-1988年6月23日),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於北京,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社会活动家,爱国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著名爱国人士。

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仕宦”家庭,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早年颇受其父梁济(巨川)的影响。青年时代又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时期,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热衷于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二十岁起潜心于佛学研究,几度未成,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重兴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学术地位

1917—1924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1924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梁漱溟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

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曾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1939年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0年,参加发起“中国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次年赴香港办“民盟”刊物《光明报》并出任社长。1946年,参加重庆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委员。1950年后任全国政协、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1955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中国人》等著作。八十年代后期,以九十多岁高龄仍然著文、演讲,继续宣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梁漱溟先生与山东邹平有着不解之缘,在遗嘱中表示把自己的骨灰安放于邹平,现梁漱溟纪念馆坐落于邹平一中图书实验楼。

学术定位

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其著作除以上所提到的之外,尚有:《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今编有八卷本的《梁漱溟全集》。

佛学修养

1916年,在其时的内阁司法部任秘书期间,梁曾经杜门研佛三年。“父亲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些人生问题,后来他给我讲过一些佛教故事,释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让他心有所戚。他同样是看见别人穷苦就受不了的人,后来的信佛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梁漱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回忆说。梁漱溟终身不坐人力车,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年轻时碰见一个老人拉着人力车,内心感到痛楚难忍。

其后一年因为研究印度哲学被蔡元培延请到北大,中学毕业而荣登大学教授座席。在北大的七年时间,他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专著,1919年《印度哲学概论》问世,其后两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此书一度再版八次。

信佛的梁漱溟却也有自己的规矩,“他没有礼佛行动,从来没有去寺庙烧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养上下功夫。”长子梁培宽说,后来在抗战时梁漱溟曾带着学生深入前线,他写信给梁培宽称“时人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盖践之以。”

尽管对佛学钻研很深,但1918年父亲梁济沉潭自尽后,梁漱溟开始折入儒学,而且同样欣喜万分。他曾对儿子培恕说:“佛学只能让少数人受益,可孔子的学说是对大多数人说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过得好的。”培恕说这“下功夫”其实也是修身,也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人生第三种态度:郑重。

多年以后有人称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他92岁的时候,海外有报纸称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报纸念给他听。他听完后摇了摇头,大概是对这样的称呼并不赞成。”梁培宽说,父亲梁漱溟对别人给他加上的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的称号都不太认同。

梁濑溟曾对学生说“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他自己说他是一个问题中人,不断在问题中生活,佛学也好,儒学也好,西方的理论也好,都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梁培宽说,所以当山东孔子研究所的人给他寄来登记表,聘请他为研究所的专家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是专家,谁认为我是就让谁填去。”

让梁培宽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这样表述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就是说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选择自己的职业。在梁漱溟看来,由西方功利主义到佛学再到儒学这一切都只是要解决他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

主张

梁漱溟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生的梁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他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不赞成用暴力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他虽付出“一生心血、全副肝胆”的努力,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梁先生那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是值得人们称道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先生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忧心如焚。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梁先生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是“中国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41年梁先生在《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纲领,明确主张“实践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1943年梁先生对当局“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的极为不满,断然拒绝参加一手操办的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1946年梁先生任民盟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协商会议,同其他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同年,梁先生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李闻被杀》,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痛斥特务的暴行。他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梁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表现出崇高的气节。解放前夕,梁先生拒绝参与策划的假和谈,在重庆等待解放,1955年,他发表告同胞书,呼吁“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党的老朋友,他同情并敬重中国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党的朋友。梁先生曾两次访问延安,与主席等中央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全国解放后,他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庄严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党走了。”并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解放初期的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相并提,并为、彭德怀同志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境况下,梁先生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中国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对我们党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分欣慰。他坚信,在中国党的领导下,国家是有希望的。

与交往

梁漱溟与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与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

1950年1月,在和周恩来的再三邀请下,梁漱溟由重庆来到北京,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当得知他还借住在亲戚家里时,马上派人安排,让他住进颐和园内的一处小院里。

在这段时间里,梁漱溟与的关系十分融洽,经常来往,两人之间有时谈得兴高采烈,有时又不欢而散。也许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关系,使梁漱溟一时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在1953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扩大会议上(后来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漱溟说道: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中,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对于梁漱溟的发言,很不以为然,他在讲话中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须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党搞了几十年农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不容破坏的!

此后几天,会议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漱溟震惊不已。他的牛脾气又犯了,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随后,给梁漱溟的问题定下了基调:虽“”,但不算反;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意味深长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指)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直言“”搞糟了

与争吵之后,梁漱溟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开口。1956年11月,在“大鸣大放”的中,许多朋友认为梁漱溟应当出来说说话,出出气,但梁漱溟沉住气,决定旁观一段时间,结果,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中,那些朋友当中的许多人被戴上了“”帽子,而梁漱溟却侥幸躲过一劫。

1966年,“”浪潮席卷全国,梁漱溟也在劫难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栖身于北京鼓楼铸钟厂两间小破屋中,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补戴了一顶“”帽子。

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参加政协组织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于是,有人说梁漱溟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终于开口了,他花了两个半天时间,讲自己对“批林批孔”的意见。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与孔子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批孔,至于批林,我认为谈不上有什么路线,不过一心要搞夺权而已。

梁漱溟这番话一出口,政协学习组立即开始批判梁漱溟。从1974年2月到9月,先后6个月地分小组批判,然后是两个月的批判大会。然而,当组织者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时,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6年,“”垮台,在“两个凡是”笼罩的气氛中,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一针见血地说:“”搞糟了,“”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时,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有开始,梁漱溟的话可谓先声夺人。

1979年初,全国第五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梁漱溟当选为政协。升了“官”的梁漱溟在这次会议上再次向“”开了火,时年他已85岁。当时,尽管一批老干部在私下场合对“”已经开始否定,对“两个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公开讲话否定“”的还没有,梁漱溟是第一个。

10个月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梁漱溟担任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8年6月23日,95岁高龄的梁先生坦然告别人世。有人慨叹,一个入世的知识分子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心境平和的,他会呐喊、激愤、忧伤、痛苦,而这常常不免伤及他们的身心,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甚至使他们短寿。像梁漱溟这样,一辈子都直道而行,却又能活到95岁的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生存的奇迹。

儿子眼中的梁漱溟——最自由的教育

“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恕先生笑着说,“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用两个“最”字来形容并不过分。梁培恕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恕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梁培宽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

梁漱溟这种教育方式贯穿始终,梁培宽亦记得父亲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他们兄弟俩。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梁漱溟甚至把他的这种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试验上。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讲师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巨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在这一时期显露出入世济人的心怀,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他把解决中国问题的重点,落实在社会改造上,他想出的办法是“乡治”。在成功说服军阀韩复榘后,梁漱溟得以在河南、山东开始他的“乡村自治”试验。

梁培恕说父亲的乡村运动,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父亲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梁漱溟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上不上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改造中国,思想是阻碍,不是枪、不是政权。所以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在山东,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很大“特权”,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更像是梁在教育孩子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无为而治”,更多的时候,他把功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梁培恕认为,当时的“官办”色彩还是很浓。

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中断了。后来梁培恕又回过几次邹平,那里的人们现在还记得梁漱溟当时办学校的情景,因为宣布穷人的孩子可以不交钱上学,当时有好多农民的孩子也都去上学了。但不收学费也造成了后来学校经费紧张的问题。然而老百姓经济上确实有了改变,比如会种蚕、种棉花,还开展了手工业,有了化工厂、医院。但当地人对当初让大人和老人去认字什么的,并没有更多的积极性。“他们其实并不理解我父亲在做什么”,梁培恕说,父亲后来也和他谈过,可能再多几年时间效果也不会更好,当时理想主义的成分更多一些。

最大的乐趣是思考问题

一向颇为严肃的梁漱溟在家里亦不苟言笑,在梁氏兄弟的记忆中,父亲的确很少开怀大笑,但是他并不是一位古板的人。

他爱好和人讨论,也爱好书法。但他最大的爱好却是思考问题。梁培宽对此印象颇深:“父亲当时做乡村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起谈到各自的爱好。有人说喜欢下棋,有人说喜欢旅游。问到他,他说,我的乐趣就是思考问题。我要有时间的话,就要思考问题。他常对别人说,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

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后来到北大教书,因为失眠,他还向学校提出过辞职。每隔一段时间,梁漱溟会躲起来安静思考、潜心推究。梁漱溟耗时最长的志业,在于沟通中西文化鸿沟。“‘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种种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但从后来者的角度回溯,梁漱溟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到今天,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不能轻易断言。

1955年7月,梁漱溟开始写《人心与人生》自序。梁培恕回忆,这年初夏,父子同游北海公园,先生说起他即要动手写的《人心与人生》,以平静而深沉的声音说,“这本书不写出来,我的心不死!”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

名言

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

我认为凡人都应该就自己的聪明才力找个适当的地方去活动。

一个人必须有他的兴趣所在才行,不在此则在彼,兴趣就是生命,剥夺一个人的兴趣就是等于剥夺他的生命,鼓舞一个人的兴趣便是增强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