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日. 5 月 19th, 2024

张海鹏 唯物史观与现代历史人物评价

一、民国人物评价的几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 唯物史观不是一般的历史观,而是一般的历史观和分析历史的一般方法。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找到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找出历史的方向,看到历史的本质,不要被历史的许多表面现象所迷惑。 如何用唯物史观指导民国历史人物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我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所以只是谈一下个人的想法,请学者们批评指正。

中华民国的时间很短。 从1912年到1949年,只持续了38年。从历史王朝的角度来看,它只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从1949年至今,中国近代史已走过7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已超过70年。 今天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华民国历史只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 这是我们分析评价民国历史人物的一个视角。

我们不能因为中华民国历史短暂而低估它。 我们也不能用旧朝的眼光来看待民国的历史。 中华民国推翻了清朝的帝制,建立了。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宪法》,试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虽然不是很成功,后来孙中山也对此很不满,但中华民国本质上和封建帝制是一样的。 旧朝是有区别的。 中华民国是清朝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间的过渡时期。 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直接从清朝兴起。 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家不能直接继承封建时代,而只能直接继承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共和时代。

我想这个认识是在讨论民国历史人物评价时必须明确的一个明确的历史前提。

我在思考中国近代历史的规律过程时,提出了近代中国经历从“下沉”到“低谷”再到“崛起”的基本规律。 我想这是观察中国近代史110年的基本线索之一。 从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是中国近代史上不断“沉没”的时期。 从《辛丑条约》签订到1920年,是近代中国“沉入”“低谷”的时期。 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洗礼,近代史上出现了明显的“崛起”趋势。 “崛起”之势最明显的标志是: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目标; 二是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实现了联俄联共扶农工三大政策。 ,明确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新三民原则。 国共合作显然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步。 然而,“崛起”之路并不平坦、一帆风顺。 “崛起”也有曲折。 有时,“上升”和“下降”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我看来,十年内战时期是“崛起”与“沉沦”的结合体,其中“沉”因素略占主导地位; 八年抗战时期主要是“崛起”因素; 解放战争时期是“崛起”与“沉没”的结合体。 “下沉”因素交织,“上升”因素起主导作用。 这三个时期有一个核心问题:反帝。 坚持反帝,代表“上进”; 放弃反帝就意味着“沉没”。 十年内战期间,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坚持“反外侮必先平定内政”的方针,放弃了代表“下沉”力量的反帝; 中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反帝。 皇帝反抗封建制度,代表着“崛起”的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虽然动摇,但仍然坚持反帝(抗日),代表“崛起”; 中共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主导了“反帝”运动。 上升趋势。 因此,抗战时期的总趋势是“上涨”。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及其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坚持反对和平,发动内战,以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 中共坚持和平、反对内战,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内战,赢得了国家的支持。 和平。 显然,这一时期唯一代表“崛起”趋势的人就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 需要强调的是,“崛起”时期虽然有波折,但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崛起”的历史趋势。 民国时期正是处于“低谷”后期,也是从“低谷”向“上升”过渡的时期。 在思考民国历史人物的评价时,我们应该参考这个基本规则。 民国时期虽然短暂、波折,但活跃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却有着多种多样的面貌。

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主题是反帝反封建。 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历史任务。 这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共识。 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们在分析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时,也必须在这个框架内来理解。 当然,我们可以提倡现代化的观点。 从这个角度看待历史人物,也符合国家强盛的历史使命。 但只强调国家富强而忽视民族独立的思想是不可取的。 换句话说,把民族独立和国家繁荣分开是不可取的。 主要原因是不符合历史事实。 只强调国家的富强而忽视民族独立的倾向来评价民国历史人物是不可取的。

以上反映了民国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基本观点或标准。 第一,是历史进步、历史发展的视角。 一般来说,对顺应历史进步的人物、推动历史进步的人物的历史评价应该是积极的、肯定的。 民国时期是历史的过渡时期,经历了曲折。 一些曾经对历史进步起到推动作用的人,在某个时期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在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时,需要分析这个人是否对历史的前进有更大的推动作用,或者他是否对历史的倒退有更大的作用。 如果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更大,我们基本上应该肯定; 如果拉历史的作用更大,我们基本上应该做出负面评价。

其次,历史联系的视角是把握历史事实的整体,并从整体的认识中联系具体的事实。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的联系。 任何一个单独的事实都可以确立某种观点,但如果这个单独的事实与整个历史总和没有联系,那么这个单独的事实就没有任何价值。 我们不拒绝“碎片化”,即历史细节。 只要这个“碎片”或历史细节与所有事实的总和相关,那就是好的。 否则的话,这种碎片就像断了绳子一样。 它们就像一串铜钱,散落在地上,让人看不清它们为何而来;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走了,无影无踪。 这意味着评价民国历史人物时,必须将其主要人生成就与历史发展的大势联系起来。 符合这个历史大势的就必须肯定,不符合这个历史大势的就必须否定。 总之,必须具体分析。

三是阶级视角和阶级分析方法。 讨论民国历史人物时,不应忘记这一点。 近代中国的历史主线或者历史主题是反帝反封建。 这是不可否认的。 凡是站在反帝反封建一边的历史人物,都是革命的,或者是支持革命的,或者是同情革命的。 换句话说,他们是站在人民一边,站在历史正义一边; 他们站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一边。 站在一边的就是反革命或者非革命。 换句话说,他们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 他们站在历史不公正的一边,正在推动历史倒退。 从阶级的角度看问题,还必须指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 参加旧民主革命的人,一般都需要肯定; 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更需要得到肯定。 我们注意到,有一些人参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然后继续革命,然后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有些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作出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采取反对立场。 这需要分析。

我们看民国的数字,不仅要看国民党方面的数字,还要看共产党方面的数字,更要关注第三方的数字。 第三方的人有的依靠国民党走向失败,有的则跟随共产党走向胜利。 民国时期除了政治、军事方面的人物外,还有经济、科技、思想文化、学术、艺术方面的人物。 他们是否站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上,我们都得靠他们各自的表现来判断。 逆历史的方向而行,决定它们对于历史的进步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我个人认为,在评价民国历史人物时,只要把握了以上基本点,就掌握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二、对民国几位人物的评价

我根据几位民国历史人物的评价,分享一些看法。

孙中山领导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发挥了推动作用。 孙中山的一生虽然并非没有缺点,但从政治角度来看,他基本上是一个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人物。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大致可以分为策划1911年辛亥革命的旧三民主义和主张国共合作的新三民主义。 他的思想正在进步。 如果从理论上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存在很多漏洞。 因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常被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所运用。

袁世凯对晚清新政起到了推动作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但晚清新政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挽救封建朝廷的统治。 袁世凯判断革命力量势不可挡,对宣统帝退位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他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却违背拥护共和的誓言,镇压革命派,称帝,是严重的历史倒退。 1911年辛亥革命打开的历史进步的闸门被袁世凯复辟帝制所扰乱。 “我们用无数的脑袋和无数的血,不幸买了一个假共和国”,这是革命者事后的反思。 1911年的辛亥革命本来可以成为中国近代“崛起”的象征,却因袁世凯称帝而名誉扫地,导致民国初年陷入混乱。 如果袁世凯没有称帝,一般可以评价他是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人。 因为称帝,袁世凯只能是一个推倒历史、被历史否定的人物。

清政府被推翻时,溥仪只有6岁。 很难让他个人对历史负责。 然而,作为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我们没有理由肯定他。 1932年,他在日本的胁迫下建立“满洲国”,成为“康德皇帝”。 他配合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面对新中国的转变,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评价,但那时他已经不再是民国人物了。

黎元洪,我认为有必要说三句话来从1911年以来的百年历史的角度来评价黎元洪这个历史人物:第一句话是黎元洪担任湖北军政府督军乃至中华民国副总统、大总统,为近代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历史进程来看,没有什么大的断层。 第二句话是,这一时期,对湖北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认识都存在错误,但在坚持和维护共和方面,这些都是小错误。 第三句话是武昌起义后,他成为了全国瞩目的政治家。 他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和必要的经验。 就治国而言,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不可能成为治理转型大国的领导者。 一位卓有成就的政治领袖。

对于黎元洪来说,他支持、坚持、维护共和。 最重要的表现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 黎元洪无法反对袁世凯称帝,但他可以坚守中华民国副总统的职位。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这是向前还是向后的问题; 是坚守民国副总统,还是接受洪宪帝制的“武夷太子”,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和历史转折点。 这是一个涉及推动历史前进还是拉动历史的大问题。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看历史的重大关口,是坚持历史的方向,还是向后看,走历史的道路。 这里,黎元洪和袁世凯代表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一个是新时代的代表,一个是旧时代的代表。 新时代的代表被历史肯定,旧时代的代表被历史唾弃!

蒋介石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在中华民国历史上扮演了非常复杂的历史角色。 1924年受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从此开始崭露头角。 1925年起,参加东征、北伐,取得丰功伟绩,并升官。 从1927年到1949年,他统治中国长达22年,是民国时期担任国家负责职务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1949年以后,长期主持中国台湾政务,直至1975年去世。蒋介石作为中华民国历史人物,生前和去世后有着不同的政治立场。 有些是完全积极的,有些是完全消极的。 如今,不仅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台湾,也有不同的看法。 总的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国共两党原有的政治对立逐渐减弱和冷却,随着各种档案史料的公开,学术研究逐渐变得更加客观。 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也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 我对蒋介石的评价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高举反帝、消灭军阀的旗帜,利用北伐清除北洋军阀时期的乱局,谋求中国的统一。 这符合历史的发展方向。 任何政党和个人适应这个方向就是进步的。 ,符合历史潮流。 这一时期,蒋介石站在了历史的前进方向,为历史做出了贡献。 1924年至1925年,他支持共产党。 孙中山在世时曾发表过许多左倾言论。 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是革命政党。 他效仿俄国革命,称中国国民党为布尔什维克,想发挥领导作用。 既然都是革命政党,就应该共同努力“打倒列强,消灭军阀”。 但到了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他用左派的外表来掩盖他的中右派本质。 他利用广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胜利势头,支持东征北伐的成功。 他担心共产党越来越强大,他反共的一面逐渐暴露。 1927年4月,他反叛中国共产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夺取了国民革命的完全领导权。 南京政府成立后,他又花了十年时间试图“消灭”中共。 前面说过,十年内战期间,他完全放弃了反帝方向,致力于内部消灭敌对势力,主要是共产党。 他这一时期的“努力”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完全相反。

第二,抗战时期,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 我们要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坚决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民族危亡,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发展而奋斗。 有未来的政党和个人,是顺应历史前进方向、不断进步、顺应历史潮流的政党和个人。 局部抗战时期,蒋介石积极反对共产党,消极抗日。 他提出了“先调和内政,后抗击外侮”的方针。 全面抗战时期,抗战第一,反共第二。 他虽然坚持抗战到底,但并没有积极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没有积极支持动员人民抗日。 它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多次反共高潮,最终导致皖南事变。 可以说,在全面抗战中,蒋介石的功大于过。

第三,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我们赢得了战争,人民渴望和平。 是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走和平民主建国道路,还是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道路? 只有坚持联合政府主张,实现政党和个人和平民主建设国家,才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符合历史的前进方向。 在此期间,蒋介石利用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来掩盖自己的反共面目。 他不接受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坚持反共路线,调兵遣将,坚持发动反人民内战,消灭共产党。 发动内战会失去人民的支持。 结果,许多中间派政党和知识分子站在了中共一边。 共产党使用劣质武器,依靠千百万老百姓的支持,在战场上消灭了远多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 共产党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由于失去了民心,蒋介石和国民党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无法在大陆立足。 残部逃往台湾。 在此期间,蒋介石不但没有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反而逆历史潮流而行。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台湾海峡两岸因美国的介入而暂时分离,是坚持一个中国和中国统一的方向,还是放弃一个中国——坚持中国原则,走台湾分离的道路,这也是蒋介石的评价。 一个重要的原则。 蒋介石坚持民族立场,抵制美国“台湾地位未定”的政策,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蒋介石的立场是可取的,同时他对“反共复国”的坚持也是存在的。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国内伟大革命的结果。 国民党政府彻底被推翻,残存势力逃往台湾(台湾用“迁都”来掩盖),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南明王朝。 残余势力。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由于国内革命的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被推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继承了中华民国的历史遗产,包括其土地、人民和一切公共财产。 这就像中华民国推翻清政府时一样。 中华民国继承了清朝的土地、人民和所有公共财产,尽管当时台湾仍在日本统治之下。 1945年日本战败,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日本从台湾撤军,台湾回归中国。 1949年以后,一些曾经代表中国的人,虽然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盘踞在中华民国的一小块土地上,并得到美国等国的支持,但他们也占领了新中国。中国在联合国。 它值得它应有的地位,但从法律上讲,台湾势力已经完全失去了代表中国的权力。 中华民国的法制被国内人民革命彻底推翻、打断。

这个客观事实蒋介石清楚吗? 他很清楚,尽管他嘴里没有这么说,日记里也没有这么写。 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清楚这一点吗? 这一点他们也清楚,甚至比蒋介石还清楚。 这里仅举一例子来说明。 《旧金山和约》谈判达成基本共识后,美国安排日本与蒋介石进行“和谈”。 日本政府服从美国的对华政策,从自身需要出发。 它不承认台湾“政权”代表全中国。 《和平条约》明确规定,该条约仅适用于台湾“政权”控制的地区。 这就是所谓“吉田书信”的基本精神,这种所谓的精神得到了美国和日本的一致认可。 但蒋介石对此并不认同,坚称“台湾当局”代表全中国。 蒋的想法实际上是一种幻想。 在对日谈判中面对美日压力,他不得不接受日台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 在“适用范围”的现实面前,他不得不低头。 他承认自己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甚至还乞言。

回到人物评价,蒋介石一伙占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小块土地,抵制统一。 尽管他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这一立场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 我们应该给他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

1949年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主题,他不再是民国时期的人物了。 虽然他在台湾还挂着“中华民国”的牌子,但按照中国历史的正统理论,那个“中华民国”已经是假的了。

我认为,从收棺的角度来看,如果单纯以功过来评判,蒋介石的过错大于优点。 有人说蒋介石有大功,也有大错,给人的感觉是功过平分,似乎公平。 不仅别人,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想法。 如果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衡量,这种二分法是形而上的,缺乏辩证思维,缺乏对蒋介石一生的全面分析,不能从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来分析人物。 看似客观公正,但实际上不够客观公正。 有人用毛泽东比喻蒋介石抗战时躲在峨眉山,抗战结束后下山摘桃子,批评毛泽东的说法不科学。 在这种情况下,把毛和蒋相提并论并正面赞扬蒋介石是不恰当的。 1938年武汉沦陷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否消极抗战,是否发动反共高潮,是否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答案基于大量历史事实。 1938年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在重庆大后方,共产党和八路军则在抗敌前线。 抗战胜利后,八路军不准收复附近失地。 国民党只能独占胜利果实。 和下山摘桃子相比,不太好。 图像?

汪精卫跟随孙中山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做出了贡献。 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他也做出了贡献。 关键是,“9月18日事变”后,他被日本的力量压垮了,丧失了民族自信心。 他组织了一个反对全国抗战的“低调俱乐部”。 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他就投降了,并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府,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力。 分裂中国的服务极大地削弱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 他是历史上不可饶恕的罪人。

毛泽东也是中华民国历史人物。 Half of his life spanned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nd the other half spanned the socialist period.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was the main historical figure who promoted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lthough there were ups and downs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he always stood on the side of the direction of history, turning the tide and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history. Although he has personal shortcomings and his specific judgment of history may not be very accurate, his macro grasp of history is very good, and he is worthy of history. The shape of New China, the shap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shap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re basically determined by his thoughts. Hi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modern China exceeded that of Sun Yat-sen. If the socialist period is added to the equation, Mao Zedong’s evaluation can be 30-70 or 28-80. His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re shining through the annals of history.

Chen Duxiu is a relatively tragic figure. He engaged in the anti-Qing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was a pioneer and leader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was the first lea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 made contributions in promo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However, the CCP was still in its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lacked experience in cooperating with the bourgeois party Kuomintang. It was also unable to refute a series of instructions issued by the Comintern based on its own experience, so it made mistakes in the later stage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CP’s development, such mistakes were almost inevitable. He can definitely stay in the party and continue to struggle with the broad masses of party members and the people. However, he had a strong nature, could not stand the splintiness, and had serious personal heroism. He slipped from failure to doubting Marxism and embarked on the path of Trotsky. This mistake was serious and regrettabl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e adhered to the anti-Japanese stance. Although he was willing to return to the CCP, he was unwilling to review his mistakes. After all,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ust be affirmed.

Zhou Fohai w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e later joined the Kuomintang and later surrendered to the Japanese invaders, becoming Wang Jingwei’s right-hand man. This person is certainly not to be viewed positively.

Zhang Guotao was an early leader of the CCP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CP. Although he made constant mistakes within the party and had strong personal heroism, he made serious mistakes that split the party and the Red Army in the late stages of the Red Army’s Long March. If you stay in the party, review your mistakes, and continue to fight, you can still be regarded as a positive figure. He made a wrong step during a critical period, surrendered to the Kuomintang, betrayed the CCP, and became an irredeemable figure who cannot be evaluated positively.

Zhang Lan,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the old democratic revolution, opposed Yuan Shikai’s proclaimed emperor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1, the China Democratic Political Alliance (the predecessor of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was established, with Zhang Lan as chairman, actively moving closer to the CCP and supporting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he opposed the Kuomintang’s civil war and dictatorship. In 1947,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y refus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Puppet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was declared illegal by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In 1948, he announced his response to the May Day slog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activities to prepare fo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New China was founded and he became the national leader. This is a person wh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period from the old 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is one of the figures who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history. Dong Biwu and Wu Yuzhang are also such people.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Dong and Wu believed in Marxism when they entered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became the founding figur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uo Moruo was a representative of left-wing cultural figure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he was an active participant. During the ten-year civil war, he was forced to flee overseas and immerse himself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He set an example in us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guide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was called the “Engels of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e returned to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became the leader of the domestic cultural front. As a left-wing cultural figur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he is a figure fully worthy of recognition.

Chen Yinke was born into an official family. His grandfather Chen Baozhen served as governor of Hun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is a historian, university professor, and expert on Tang history. He trusted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general trend of history and was unwilling to follow the Kuomintang to Taiwan. He has studied history all his life and does not believe in Marxism. I remember that in March 2006, when I was looking at the archives of Zhang Xinhai, the former Chinese Consul General in New York,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I saw a long letter written by Chen Yinke to Zhang Xinhai in Hong Kong, expressing his hardship in life and his extreme pessimism about the future. This is probably the ideological factor behind his choice to stay in the mainland. An intellectual like Chen Yinke is willing to stay in mainland China and follow the Communist Party. Although he does not believe in Marxism-Leninism, he is still a person worthy of positive evaluation.

3. Aftertaste

1. To evaluate historical figur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 must base ourselves on the entire historical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 must evaluate not only the Kuomintang members, but also the Communists, and people with other political identities, including academics.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are basically the same. Don’t think that only the Kuomintang people are the figur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very small number of people praise the intellectu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on the Internet, forming the so-called “Republic of China fever”. This is just an illusory appearance and does not reflect the real situation.

2. Although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a period from “bottom” to “rising”, after all,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still in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period, and it was a period that was replac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evaluate the historical figur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 must correctly grasp the positioning of this historical period. If the evalua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s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is used to belittle the perio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approach is not advisable. The achievements mad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t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history, the growth of various characters, etc. are all unreachable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