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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谈学科从汉学到中国学

admin

11月 1, 2023 #国学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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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面对中国的崛起和西方学术思潮的冲击,学术界近年来发起了“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的研究。 有学者甚至提出将“中国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建立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 那么,什么是“中国研究”? 本版特邀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云茂超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卓然就此撰文。 李教授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思想、文化、明史、东亚儒学、中国宗教与民俗学。 从学者的角度对“中国学”的阐释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海外中国研究

什么是“中国研究”? 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解释的问题。 汉学与海外学术界的三个通用名称密切相关:汉学、中国研究、中国研究。 汉学(Sinology)一般译为“中国研究”,是指国外学者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研究,特别是欧洲学界有着数百年中国研究的悠久历史,确立了“汉学”研究的地位。 过去,重点是传统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 “汉学”涉及传统的经史解释、文本训诂等研究。

在亚洲或者汉字文化圈,“汉学”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研究领域,其定义也因地区、国情而异。 在日本,中国的传统学术被称为“Kangaku”,中医被称为“Kampo”。 他们把自己的语言称为“国语”,研究母语的系称为“国文系”。 在越南,历史上长期使用汉字,汉语被称为“汉文”。 河内汉南研究院收藏了大量从中国古代引进的汉语书籍和越南知识分子研究中国文学的中国著作。 在中国大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被称为“国学”; 在台湾,中文系也被称为中文系,道理是一样的。 有人认为,国学是近年在中国大陆流行的“国学”的前身。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国学”指的是有关自己国家的知识,正如“国语”指的是自己国家的语言,“国文”指的是自己国家的文学一样,所以在中国本身,“国学”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然而,近年来,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被称为“汉学”的传统学术研究开始发生变化,其实用价值甚至受到质疑。 为了摆脱其传统的训诂考据形象,一些海外学术机构开始放弃“汉学”/汉学的古典含义,而使用一个更广泛、更现代的名称——“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尽管仍然以语言、文学、历史、哲学为重点,但也涉及现当代中国和海外华人的研究。 针对近代汉学的发展,海外一些学者提出了“新汉学”或“后汉学”的概念。 尽管它们颇具创新性,但尚未被广泛接受。

“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是“汉学”衰落之后,学术界日益重视的一个领域。 “中国研究”的范围比汉学或国学更广泛。 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出版、信仰、性别研究、周边关系等领域,凡是与中国相关的话题,包括古今、中外,都可以囊括在内。在汉学范畴内。 有学者认为中国研究仅限于当代研究,但事实并非如此。 从“汉学”到“国学”,转变的关键可以说是有迹可循的,也体现了中国研究范式的变化。 海外对中国的研究,从传统中国、历史、哲学,到跳出传统,到现当代研究,用社会科学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探讨中国问题,反映中国研究的新动向,凸显人文科学的面向时代变迁的挑战,走向更加多元化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汉学起源于欧洲殖民主义产生的东方学。欧洲大学的汉学系实际上是一种非驴非马的学科,它既不是文学系,也不是语言系,更不是历史系”。它是一种可以匆忙吞咽的腊八粥或杂菜,它集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美术,甚至外交官的翻译于一体。 对于传统的欧洲汉学系来说,以现代学科的分类来衡量,认为其内容庞杂、参差不齐,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分为经、史、子、而藏书、文史哲从来都不是分开的,过去的欧洲汉学系大概以此为依据,以今天西方学术标准的严格划分来批判传统汉学,其实也不合理。但无论怎样,都有毫无疑问,“汉学”涉及传统的经史解释、文本训诂等旧知识。

然而,要说清楚“汉学”与“国学”的关系并不容易。 这里需要澄清四个概念:汉学、中国学、中国学、地域学。 当然,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其本质,我们还需要考虑“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西域楚河汉域

中国传统学术有“文史哲不分宗”的观点,学术界限不明确。 但西方学科是严格分门别类的,学科的界限就像楚汉的界限。 汉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过去并不被视为一门专门学科(学科),甚至“中国学”也仅被视为学术界的统称。 早在1929年,著名学者郑振铎就曾说过:“‘国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知识,包罗万象却一无所知。‘国学’无所不知却一无所知——除了古书。除了训诂之外——一种中国独有的特殊知识。” 由于区域研究本身无法成为一门学科,其地位也无法与专门学科相提并论,因此有学者认为它今后在学术界将没有地位,并努力向西方学术界学习。 方法更接近,他们甚至希望把“汉学”或中国研究变成一门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s)。 但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来分析一个地区的特殊情况,必然会涉及到研究方法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在回顾中国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方向时指出:“西方学者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常常产生一种‘看苹果(西方​​)讨论橘子(中国)的情况,现有的西方概念和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界用西方科学方法观察西方社会现象的产物,方法论之间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概念和理论,当这些概念和理论用来解释中国现象时,这种逻辑一致性就消失了。”

美国加州大学陈其云教授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担忧。 在谈到西方汉学和中国研究时,他认为西方汉学/中国研究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西方学术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对西方汉学/国学的分析应着眼于西方文化的语境。 在比较西方汉学和中国学术时,我们还必须关注双方的历史文明。 他说:“西方(尤其是美国)‘国学’的母体是‘汉学’。西方汉学中,Sin指的是‘秦’,可能有1000到2000年的历史渊源。” 13世纪到14世纪,蒙古西征导致罗马教廷在与西方的交流方面长期派使者到中国;这些天主教神父用拉丁文写的报告启发了欧洲人重视东方文明,欧洲天主教神父成为早期西方“汉学/中国学”的主力军。 15世纪至18世纪来华的天主教神父采取“辅儒入基督教”的传教策略,因而努力学习中国的经史、子、文选。 这种以学术为目的的学习(而钱嘉的“汉学”,与清廷的科举相对立,成为欧洲“汉学/国学”的主要传统。这些话语大多“汉学家”展示了中华文明美好的一面,19、20世纪来到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开始深入中国民间社会的底层,发现了中国文化的阴暗面。当时正值‘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所以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转为负面。”陈启云也指出,西方的中国研究受其自身政治环境的支配。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认为西方几百年来的“汉学”误解了中国的真实情况,美国政界大力推行“中国学”此时西方的“汉学”研究就是为了准确认识当代中国的现实并有效应对。 研究的过程就是从现在追溯过去。

可以说,这里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 海外中国研究的动机是政治动机还是学术动机取决于国情。 但区域研究本质上是跨学科的,通常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

人文社会科学的互补性

面对中国学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的转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白杰明教授提出了“新汉学”的观点。 但无论是“新汉学”还是“后中国学”,都难以避免本土化问题。 不同的地区和环境有不同的考虑,这往往会影响他们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视角。 北京大学严少元教授主张将流行的“汉学”、“国学”、“中国学”等概念统称为“国际中国学”。 新名称不仅有利于反映近代以来本学科“在内涵价值和外部研究数据层面”的重大变迁和变迁,而且能够照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现实,从而避免“汉学”单一民族的局限性。 当然,汉学比传统汉学更具包容性,同时又避免局限于在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意义。 但仍无法摆脱中国学的本土性,最终会出现“中国的中国学”与“海外的中国学”的区别。

当前的中国学,无论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是欧美国家的汉学、东亚系,都面临着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挑战与困境。 每个地区的中国研究,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当代的,都会有自己的地方特色。 张耀明先生在《中国的崛起与“汉学”本土化》一文中提出增强中国的学术话语权。 他认为,“汉学”本土化的目标是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立场”、创新“中国视角”、总结“中国经验”、诠释“中国道路”。 过分强调本土特色的中国研究的最终目的只能满足自身的要求,而不能作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

中国研究的方法和发展方向也是许多地区中国研究机构面临的重要选择。 更关键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研究如果需要与时俱进、国际化,是否意味着它需要突破传统人文学科的界限,向社会科学靠拢? 在人文学科中,我们能否找到国学研究方法的借鉴? 这些问题或许是当前研究中国话题的学者们需要认真思考的。 在我们鼓励跨领域、多视角的研究的同时,如何用西方学术研究的严谨方法来分析中国的传统和现实,是人文中国研究的首要任务。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云猫潮中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