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一. 4月 22nd, 2024

论文推荐 钟乔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值得反思的问题

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发展及值得反思的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同其他门类的学术研究一样,不断加速发展,日新月异。 成果数量和研究范围都令人欣喜。 主要收获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及其著作进行了广泛的回顾和回顾。 由于民国时期许多著名学者的历史生涯延伸至1949年以后,审查期限的下限也被延长,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分析。 从研究对象来看,包括1949年以后留在中国大陆的学者,以及移居香港、台湾和海外留学的人士。 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吕思勉、陈寅恪、陈渊、顾颉刚、胡适、钱穆、傅斯年等著名人物的生平和历史成就是研究者反复分析的重点课题。 相关研究论文和书籍很难涵盖制胜策略。 与此同时,于嘉熙、刘以正、姚明达、邓志成、王先谦、刘显信、孟文通等历史学家也逐渐成为史学研究的焦点。 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历史学家的思想立场、历史治理方式等,为深化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深受西方和日本史学的影响。 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梳理了外国历史理论传入中国的过程和影响,揭示了一些中国历史学家吸收外国历史思想的心路历程。 例如,有评论家考察梁启超的《新史学》和《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等著作,通过日本学者的著作间接获得了西方的进化史观,然后与中国史学的情况相结合。 这是现代史学史上的第一步。 突出成果案例分析。 此外,关于兰克史学在德国的影响和鲁宾逊漂流记的“新史学”在美国的影响的讨论也显示了较高的研究水平。

三是出版了多种中国近代史学史综合著作,如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张启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近代史学史》等。陈启泰着的《史学》(全书撰稿人(白守彝主编))卷六、谢宝成着的《民国史述》等。这些著作的叙述范围、议论角度各有不同。 ,以及内容细节,但它们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所做的探索是有益的,未来将它们融合、细化,必将带来更大的进步。

第四,认真审视和论述了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发展、主要成就和主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这类研究在很多内容的评价上自然延伸到了1949年以后。 李大钊的《历史精要》、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及吕振宇、侯外录、范文澜等人的著作和观点都受到研究者的好评。 当然,不同角度的讨论、不同的意见仍然存在。

第五,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普遍性、综合性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对具体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的分析,普遍体现了学术深化的趋势。 例如,对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社会机制的探索,对不同历史思潮和流派的分析,对各历史学家群体的考察,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等。 左玉和的《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的创建》,胡凤祥、张文健的《中国近代历史思想与流派》,王学典、孙延杰的《顾颉刚及其弟子》,以及正在进行的“古代史论”问题历史学家中,关于1930年代“社会史之争”的热烈讨论引人注目,大家各抒己见。

上述五个方面的成果虽然不能涵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全景,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将呈现出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然,在学术研究繁荣、成果丰富多彩的背景下,也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包括历史价值、历史批评的方向、研究历史史的基本态度,甚至陷入误区等。以及个别情况下的正确与错误。 观念的逆转。 尽管它们不是研究的主流,但误解长期以来一直广泛存在。 如果不认真总结、反思和纠正,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都会产生负面的导向。 长期积累的问题,有大有小,有隐藏的,有明显的。 当然,我们的反思必须从突出的更大问题出发。 最明显的负面现象是一些民国时期历史学家的评价。 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里,对胡适、钱穆、蒋廷甫等民国史学家进行了批判。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这种批评大多是政治性的,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学术内容。 然而,近二三十年来的历史评论,对上述批评对象的赞扬几乎是压倒性的。 他们的历史成就被描述为完美无瑕,而所暴露的学术错误和行为缺陷则要么被原谅,要么被避免。 且不说,这类研究颇为片面,有些论点的出发点更值得考究。

民国时期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确实取得了非凡的学术成就,但他们的观点和主张也并非无可指责。 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片面赞扬它们,而应该分两部分辩证地分析,厘清它们的差异。 哪些观点是正确的,哪些观点是错误的,将更有利于历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二、关于近代部分历史学家的评价问题

近代中国的“民国时期”,出现了各种有利于史学发展和历史学家成长的条件。 首先,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思想启示、新的考察角度和研究方法。 其次,大量新史料的发现成为历史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基础。 其中,金文、甲骨文的发掘整理,清阁档案、敦煌文献、出土汉简文献的利用,考古发掘和文化遗址考察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规模。直接提升了历史研究的视角。 扩展和概念更新。 此外,民国时期的学术体系效仿西方国家的体系,广泛设立大学和研究机构,采用新的学科分类,历史学成为相对独立的专业,学术队伍大规模培养和组建。 大批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专业人员利用学校、研究机构和各类历史学会的平台,开展学术交流、研讨与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 正是在上述有利条件的帮助下,民国时期完成了史学研究的重要转变,产生了一批博大精深的史学家,带来了学术文化的大发展。

但也应该真实地看到,没有黄金是纯净的,也没有人是万能的。 更重要的是,民国时期成名的历史学家大多在思想、立场和认识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 即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学术观点也难免存在局限性。 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认识上的偏差、判断上的错误、观点上的谬误等等,而且由于时代和研究方法的限制,越是宏观、长期的历史研究,问题就越明显。这些缺陷都会。 对于这些民国时期成名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的后人、学生在他们的奏疏、纪念文章中一般只讲优点,不讲缺点。 似乎可以“理解、同情”; 但历史研究评论必须真实、全面、科学、公正,不能丧失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 这并不是故意揭露名人的缺点。 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错误观点对后世学者的误导,推动历史研究日益成熟、健康发展。 笔者认为,学术界对王国维、钱穆、陈寅恪、雷海宗等历史学家的片面赞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

1、王国维的历史研究是从民国成立后开始的。 他凭借在古文字学、古音韵学方面的专长,率先使用罗振玉提供的甲骨文等文献资料,在研究古文献和古代史实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但该王国保持顽固保守的政治立场,拒绝剪掉头上的辫子,表明其不承认中华民国,效忠清朝。 尽管清朝皇帝退位并被逐出紫禁城,但他仍然忠心耿耿。

具有保守思想的历史学家能够在历史研究上表现出色,主要得益于历史研究的特点,即在对史料的鉴别评价和对史实的核实清理层面上。 只要持保守思想的历史学家遵守传统史学的记录原则,就完全可以在历史研究中取得前一水平的优异成绩。 比如宋代的司马光,虽然思想保守,反对变法,但他的《资治通鉴》仍然是一部名著。 但在更高的宏观概括和长期历史总结的层面上,历史学家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取向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例如,《资治通鉴》描述历代政治改革,往往带有刻意贬义。 其对商鞅变法的描述,仅以《史记·商君列传》为依据,而摒弃了《商君书》等资料。 由于司马迁厌恶商鞅的严刑峻法,他在《史记》中对商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他仍然肯定了这次改革:“实行十年,秦国人民大喜,天下无强盗。”道,山无贼,民有足矣。” 公而战,私而战,则国家治安。”但司马光《资治通鉴》却省略了“秦人甚欢”、“家富”等内容。 《史记》记载“商君为秦相十年, ”然而,《资治通鉴》却将其改写为“商鞅为相十年,多人怨他。”这显然是不容置疑的诽谤。这说明,一个历史学家的价值观与其政治思想、政治立场是一致的,有时也难免缺乏理性,认识片面,偏离求真务实、求真历史的原则。

王国维的《殷文先祖考》、《殷文先祖续考》等论文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然而,这个保守的人并不比司马光开明。 他在发表更广泛的历史观点时,由于其逆历史潮流的政治立场和顽固保守的思想观念,难免出现谬误。 例如,《殷周制度论》一文虽有启发性的讨论,但文章的主要目的和大部分论点都是毫无根据或错误的。 “周朝之际”是一种夸张、不实的说法。 殷周时期的礼仪文化非常传统。 虽然有变化,但绝不是超越所有时代的。 陈梦嘉通过对甲骨文和古文献的综合研究,得出王国维所谓商代君主制是以兄弟情谊为基础的结论,商代没有宗法制度,商人的祭祀方式“与近亲不同”。对彼此”。 认为王国维“总是用‘周制’的正确性来寻找殷制的差异,从而把一些本质上继承下来的制度视为对立面”的观点是错误的。 此前,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徐中书等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 可以说,王国维的这一观点动摇了《殷周制度论》的脊梁。 但仍有人认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殷周制度论》的学术经典地位并未动摇”。 其认知逻辑实在是莫名其妙!

又如,王国维的《桂芳坤义、言言研究》一文,通过对汉字读音、字形变化的一系列主观猜想,认为古代的桂芳、坤义、言言“亦是汉字之种”。同族,从音韵上来证明就绰绰有余了。” 王语哲早在1945年发表的《桂芳考》一文就驳斥了王国维的说法,并从音韵的运用规则、古代桂芳与其他部落的地理分布、民族文化的差异等方面指出了其错误。每个部落的文化水平。 关键是只用可能的语音变化作为历史研究的证据。 “同一时代的语音变化不应如此巨大”[6]。 这已经是历史方法的问题了。 王宇哲论文荣获中华民国教育部学术发明奖,得到学界一致认可。 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近40多年来,人们常常对王国维的错误文章赞不绝口。 甚至有专家宣称“郭威的《鬼方坤一玄言寻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近代史”。这说明在深入清理、客观客观方面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学术史回顾。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提出了“双证法”,受到先秦史学界的青睐,因为很多人把这种方法当作一种研究方法,一种工作。 《古史新证》写于1925年,王国维的理念实际上是为了反对顾颉刚等人对旧古史体系的怀疑,声称“这种双重证据方法只能在今天使用。虽然古书如果没有被证明,就不能否认;如果已经证明,就不能不被肯定,也可以断言。” 王先生关于“未经证实的古书”“不可否认”的结论,反映了他的保守心态和荒谬的认知逻辑。 “未经证实”的古籍能否被否定,还需要检验和研究。 如果发现疑点,可以提出质疑。 如果有无法辩解的疑点,可以予以否定。 因此,“未经证实的古籍”应该是可以被质疑的,也可能是部分或完全否定的对象。 历史研究需要史料基础,资料多了自然有助于讨论。 但基于远古信仰和古代神话逻辑的“双证法”并无实用价值,其废弃也不会影响对甲骨文和金文的分析。 使用。 “吴王维的‘双证法’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什么样的史料才算‘双’?‘双’材料如何组合成证据?这种组合有什么规定?等等,他们都处于一种朦胧的状态,很容易被任意利用,引入歧途,变成荒唐的猜想。” 作为文字材料的甲骨文、金文,与图书馆角落里发现的善本或档案本质上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何苦用“双证”来抬高它! 我们看到,这几年每次有考古发现,很多人都争先恐后地去挖掘,并与古代文献记载进行比对。 因为材料和搭配方法不同,如果有差异,看法和意见就会各种奇怪。 兴奋了一会,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就使“双证法”沦为集体的“双游法”,徒增混乱,效果不佳。

对于像王国维这样在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学术论断上存在严重谬误的学者来说,只褒不贬,是学术发展中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究其原因,一是他投湖自杀时年仅50岁,正值他的学业进步有望大为提高,因此受到更多的遗憾和同情; 其次,他研究的甲骨文、金文都是比较难的科目。 世间通晓的人很少,所以受到很多人的敬佩。 因此,他一死,便掀起了一片歌颂之潮。

2、钱穆是一位多产的历史学家,自学成才,勤奋钻研。 他在政治上反对中国革命运动,并对蒋介石作出极其令人厌恶的赞扬。 这在民国史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并没有得到当时老学者的推崇,因此他的学术影响力并不大。 因此,20世纪50、60年代,大陆历史学家对钱穆的批评并不强烈,批评主要集中在其《国史纲要》的历史观点和历史考证的目的上。 只要简单地读一下,你就会发现,《国史纲要》极力美化秦汉以来的帝制,否认其专制的社会本质,否认阶级分化的存在。 它将秦朝描述为“也是贵族(秦王室)和平民的结合体”。 他说吕不韦、李斯“都是文官阶层”,并认为到了汉代,“文官政体的统一已经开始完成。”赞扬中国古代社会的目的是什么?制度?有人称之为“民族主义”,表达抗战时期的爱国思想,这是一种错误的辩护。钱穆的真实意图是反对革命。古代王朝如此美好,自然不需要任何改变。钱穆在《国史纲要:引言》中明确指出:“凡是轻言中国民众革命的人,往往难以发动,也难以清理。 收获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破坏远远大于建设。”不仅如此,他甚至反对改革,认为“无视国家历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然会影响改革”。这样的言论在《国史纲要》中比比皆是,早有学者斥之为“阉割史实,歪曲事实……他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反动统治”。反对蒋介石集团,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 这只是一本非常反动和糟糕的书。” 这种说法看似极端,但并不夸张。

白守彝的《钱穆与批评》虽然用词尖锐、激烈,但整个内容却体现了学术性。 本文要点:第一,驳斥了钱穆对清初顾炎武等人考证的曲解。 他用“一切反今复古”来形容主张实学治世的顾炎武,用“皆是抄书”来形容顾炎武、顾祖舆的考证方法。体现了钱穆的“庸俗荒诞”; 二是驳斥钱穆对钱嘉考证的误解,指出钱穆“只从表面现象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钱嘉考证与钱嘉考证的关系”。 “清初考据的关系”,但实际上钱嘉考证已经失去了清初考据的目的; 三是批评钱穆考证的浅薄和虚假,指出历史考证涉及历史观念,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而不仅仅是钱穆所说的简单的方法问题。 白守彝还列举了一系列证据,指出钱穆的《先秦诸子·僖年》充满了“古丁”结论,考证不确切。 在讨论《竹书纪事》的记载比《史记》更准确的问题时,钱穆使用了清代雷学启《竹书纪事》的成果,却没有注明出处,确实是一种抄袭行为。

白守义的文章发表于1961年,钱穆于1990年去世。近30年来,钱穆对学术道德的指控一直没有任何回应。 1991年,钱穆的弟子余英时有了反应。 他提到了白守义指控钱穆抄袭的事情,引用了两段相关段落但删除了白守义引用的证据,然后说道:“我想我不需要解释。” 先秦学者对于“息年”并没有任何辩护。 1949年以前中国学界对《西年》的评价,大致可以以陈寅恪、杨述达的私下讨论为代表。 这句话在《为祖国呼唤灵魂》一书中收录的《一生》中曾引用过。 至于今天大陆非官方学术界对《西年》的看法,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其增补本(香港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已经在大陆出版。 转载和流传了很多年。”这一段话与学术标准相去甚远。即使有人称赞并“转载和流传”一部作品,也不能证明作者是否抄袭。这样的说辞似乎起到了效果。如果于英时真的相信“没有必要……说什么辩解”,那还不如像他的老师那样选择沉默。

3. 陈寅恪是一位学术型史学家,但在民国时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的学术观点。 同样研究中世纪史的岑仲勉在更重要的历史问题上与他存在分歧。 仔细一看,无论是在严格审查、求真务实方面,还是有很多东西超越陈寅恪的。 岑仲勉也是中山大学教授,也是陈寅恪的同事,但他对陈寅恪的一些论点的反驳并未得到任何回应或辩护。 例如,唐代的“牛礼党争”理论,最初由沈曾植提出,后由陈寅恪发展,即“牛党重科举,礼党重科举”。非常重视家庭地位”。 这是陈寅恪研究唐史的核心论点之一。 岑仲勉的陈寅恪对陈寅恪所列的二十余名旧绅士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中有一半是牛李党,有力地反驳了陈寅恪的观点。 据学者统计,岑氏《隋唐史》中批评陈寅恪的观点有78条,涉及李唐世系问题、军事制度问题、唐代士族问题等。 、唐代《关中标准》问题、唐代小说、古文。 体育问题等等,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几乎都受到质疑[14]。 岑仲勉并不是学术界唯一与陈寅恪的学术观点存在分歧的人。 朱希祖、钱穆、钱钟书等都对陈寅恪的观点持反对意见。 叙述此事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陈寅恪的成就,而是要说明他的学术也有得有失。 如果人为地将陈寅恪推上神坛,就会损害历史学的学术性、科学性和严肃性。

4、雷海宗的历史著作收入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的《布仁历史文集》,本书涉及古今中外问题。 有人称赞其“中外结合”。 事实上,它缺乏基本的学术专业体系,其历史观和历史方法论值得高度谴责。 下面就几个大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雷海宗信奉德国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历史观”,其特点是先验地将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划分为几种“文化”,并将其整合为从诞生到衰落的五个阶段的循环。 斯宾格勒是一名中学历史老师。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他一方面感到悲伤,认为世界上几种文化形式正在衰落;另一方面,他也感到悲痛。 另一方面,他强调西方基督教文化是最优越的。 地位。 他划分的文化形态和规定的五个循环阶段是主观的、片面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长期以来一直被西方所忽视。 雷海宗将斯宾格勒的历史循环理论运用到了中国。 由于没有道理,他不得不稍作修改,提出中国历史的周期应该是“两周唯一”,即“从殷商王朝到五华华王朝”。 ,从吴焕华到最近的第二周”,并列出了每个周期的五个阶段。这样,春秋时期处于第一周的第二阶段,宋朝处于第二周第二周的阶段。那么两者有什么共同点呢?雷海宗的回答是,春秋时期有孔子、邓熙,宋代有尔程,还有朱熹、陆九渊。汉代和明清时期分别是两个周期的第四个阶段,共同点是汉代有古文训诂,清代有考据,这种历史观就像小孩子的历史观。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春秋时期的社会与宋代有很大不同。汉代,金文经学、始末五德论盛行。汉代,谶纬之说兴起。 古籍不占主导地位,清代考据根本不关心社会本质。 这种机械运用、削足换鞋的做法只能歪曲中国历史。

雷海宗不仅先验地构建了中国历史的宏观体系,而且也介入了具体问题的研究,但他的方法和观点很难成立。 比如他的《殷周纪事》,无论考证过程还是结论,都难免武断、肤浅。 众所周知,殷周问题是自1996年开始的测年工作的重点。大量学者采用各种方法和数年努力所获得的见解,至今仍受到许多人的质疑。学术界。 难度之大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雷海宗却把这件事处理的极其轻松。 他首先确定公元前1027年是《古竹纪年》记载的西周纪年,即公元前1027年是周武王伐商之年。 然后他将这样得到的西周王朝的总年数除以西周国王的总数,我们可以得到算术答案,每个周王的平均在位时间接近25年,进而定下古代君主平均在位25年的一般规则,进而用来证明《竹书》记载的准确性。 如果出现错误怎么办? 雷海宗做出了调整。 周武王在位时间很短,不符合一代君主的计算条件,但在位年数却必须计算在内。 如果5年仍有误差怎么办? ——无视就好; 有的朝代,比如元朝、清朝,无论如何也无法计算出25年一代的数量。 我们应该做什么? 雷海宗表示,情况特殊,没有考虑到,这种逃避就体现了无理取闹,没有选择。 对于当时的普通学者来说,单纯相信《古竹纪事》中的记载并不为过。 然而雷海宗却凭空创造了平均君主在位二十五年的所谓通则,并回归到原始的方法作为考证。 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极其不严肃的学术态度,随意修改数据显然违背了历史考证的规范。

雷海宗提出中国历史远超世界历史时也显得不够严肃和严谨。 比如被誉为雷军代表作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士兵》,就说中国自汉代以来就是一个“没有士兵的文化”。 它描述了汉代至南北朝的官制,但没有提及汉代的权势人物。 伟大的司马,伟大的将军。 到了南北朝末年,别说隋唐,大概隋唐以后的六局中就有一个兵部,所以都省略了。 至于《孙子兵法》的流传,只字不提; 《隋书经记》记载兵书数百部,却显得无知。 认为古代中国是“无兵文化”的结论显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现实。 至于他对秦朝暴政的赞扬,他认为推翻秦朝的人是“反动势力”,并期望世界走向“真正的独裁”。 不言而喻,他的观点是荒谬的。

针对一些赞扬雷海宗的文章中包含的不实言论,笔者于2014年发表了《雷海宗学术评价问题新论》一文,一一分析其观点,并指出“雷先生,从一个宏观上,他热衷于先验地构建历史体系,没有做深入的研究和求证,不惜削足适履;在具体问题上,他没有历史考证的介绍,但他选择疑难问题,罔顾历史事实,武断下结论,这就是他治史之道。逻辑是否严谨、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否客观、论据是否扎实等等,雷海宗先生的历史功绩实际上平淡无奇,相当平庸,远远称不上“历史学家的称号”。 对此,没有人提出任何学术上的议论或议论,却不断地对雷海宗给予片面的赞扬,这说明这些人并不是从学术研究出发的,其意图已经超出了学术层面。

以上分析了四位史学家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偏颇问题。 事实上,这样的现象还有很多。 如果全面审视,其中所蕴含的价值问题就会更加凸显,因为民国时期著名史学家一味片面赞扬,既不客观也不真实,也违反了唯物辩证法规律。 过分的赞扬加上“师父已去”的高呼,体现了对近代历史的否定和污蔑的思想,抹杀了历史发展的实际,表现出一种非学术性的思想情绪,应该予以反思和纠正。

3. 其余备注

自中国古代历史诞生以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一直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据说,《春秋》一书用“书法”来评人物,以达到“劝善人,畏奸人”的目的。 司马迁《史记》的传记部分占据了全书的大部分内容。 每卷末尾多用《太史公曰》来评论人物事迹。 这一历史传统一直延续下来,以致于中国近代史上对历史人物的评述不计其数。 论文和论文。 然而,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当代历史研究或历史批评的根本属性是学术性,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的总原则。 对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家的批评,都要考察他们的著作是否真实地描述了客观的历史事件,是否得到了正确的分析和阐释,所使用的史料和研究方法是否具有开创性,思想见解是否充足。 是否有创新、进步意义,能否对历史的发展、学术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能否有助于社会历史的进步。

历史学家各自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也有不同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观念。 这些因素自然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他们的历史活动实践中,渗透到他们的历史书写中。 历史研究中的史学评论应将政治问题和一般思想文化观念问题上升到学术审视的高度,落实学术评论。 没有什么历史问题不能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没有什么政治、经济、文化现象不能成为学术分析的对象。 学术研究最终可以厘清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面目,并得出适当的评价。 历史评论要想得到准确的结论,就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这里的“唯物主义”,体现在从已证实的历史事实出发,反对主观主义、别有用心的曲解和无知的跟风。 这里的“辩证法”是在“事实真相”的前提下“求真”的路径,要求结论要遵循辩证逻辑的规则。 具体来说,一是史料的选取要严格审查,史料的解读要公正、准确; 二是避免片面性,正面和负面的数据都应该纳入研究领域; 三是落实“一点”,分析“两个”的矛盾,考察哪一个处于主导地位。 我们不能颠倒优先顺序,更不能颠倒是非。 这是历史评论的最低底线。

但王国维表述的“双证法”中存在着雷海宗的历史观、一些具体观点的谬误、对史料和历史管理方法解读不当以及逻辑错误和信仰古代等问题。历史评论怎能对显而易见的问题视而不见? 钱穆虽然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对历史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但《国史纲要》等书历史观上的系统性错误也不容忽视。 历史学家研究成果中知识丰富的优点比其历史思想体系的错误更重要,如何评价它们是一个需要思考和讨论的严肃课题。 陈寅恪在世时,曾面临同校同专业学者岑仲勉教授的反驳,几乎否定了陈先生所有的重要论点。 陈先生从未回应或辩护。 现在那些称赞陈先生是完美学者的学者,至少应该为陈先生辩护,反对岑仲勉的指责。 但我们看到的是,他们遮遮掩掩,完全回避或无知,这在学术风格上是极其不正常的。 异常学术思潮的形成必然有复杂的背景和原因。 这本来应该引起整个学术界的思考和审视,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段时期以来,历史学家对近代相关历史学家的学术评价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求真务实的历史目的,亟待反思。

新古代史学者文集

近代史人物论文_近代文学批评史7_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pdf/